编者按：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近日举行。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发展为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慢慢的变成了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成果有目共睹。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访谈“一带一路”研究的权威专家，从不同角度梳理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为配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光明网将于近日分别刊发，以飨网友。

　　杨洁勉：2013年9月和10月，习主席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于中国新时代的开始之时，也就是中国外交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交界点，在这个交界点，必须对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总体筹划。“一带一路”是中国整体外交整体布局中很重要的干线之一。

　　“一带一路”的提出至少有三点考虑。第一，中国在“强起来”的过程中，如何更加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第二，中国的对外关系面临着美西方在我们东面的阻拦。实际上，2012年之前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西进战略”。第三，经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带一路”是对我国严峻的周边形势的一个破解。

　　杨洁勉：对于十年来的“一带一路”建设，我用十六个字进行概括，“成绩很大、挑战很多、基础已定、任重道远”。

　　“一带一路”是世纪工程，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说，10年只是一个开头，今后会有很多十年。第一个10年是打基础的阶段，也是寻找重点发展对象、国内各界人士沟通辩论、达到初步统一的10年。

　　“一带一路”刚开始提出时，有些经济界的人表示这是要把我们的剩余产能进行转移；还有的认为是要在整个世界建立战略支点。这种理解过于庞大，也有些偏颇。“一带一路”其实就是一个边设计、边进步、边调整的过程。

　　“一带一路”10年，经历了问世、宣传到定型的阶段。“一带一路”英文的名称也是经过2~3年的时间最后定位为“B&R Initiative”，英文的最终敲定是我们在国际上进行概念创新和宣传推广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现在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用“一带一路”了。

　　杨洁勉：第一，中国的外交战略从韬光养晦转变为积极有为。在中国已经强大起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韬光养晦是不可能的，门槛不复存在。

　　第二，中国的外交更加讲究战略思维、顶层设计。“一带一路”是一个平台，主要围绕某几个方面，但是我们的总体外交战略范围更加宏大。以前我们是区域大国（regional power），现在是全球大国了，但我们英文用的是major country，而不是global power，因为后者有“列强”的意涵。现在我们是全方位运筹规划，以前主要是经济稳步的增长，后来提升为development（发展）。现在我们讲战略、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自信等，讲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等方面。

　　第一，中国在国际上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争取合作共赢，得到慢慢的变多国家认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是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形象的一个突变；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一带一路”；再到“一带一路”10年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经历了时期的变化。

　　我们常把历史前进比为江河东流，以前比较注重“流”的方面，即出了状况如何来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日益注重“源”的方面，讲究世界从哪里来和问题的根源等。

　　我们坚持唯物主义，物质生产、经济社会是本原。我们从整体上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半杯水是半杯满还是半杯空？爱好批评的人总是讲半杯空的，支持者多讲半杯满的。比如中欧班列，有些学者说（有些列车）回来是空的，这当然是问题，但是中国到欧洲的线路打通了，列车开出去了就是成绩。又比如，为何需要修中老铁路，人和货有未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当铁路连成线，连成片的时候，它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了。

　　第二，丝绸之路是一种历史记忆，体现“‘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共享。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杨洁勉：挑战很多，第一，美西方的挑战。比如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安全威胁、主要的竞争者和挑战者。此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和美国异口同声。这是非常大的转折点。用的话来说，该来的总归要来的，无非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我的看法是，他们宁可早一点，希望在中国真正发展强大之前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

　　第二，世界从较多主张经济合作进入到突出安全、安全泛化的阶段。西方现在主要讲政治、安全利益，经济已经放在后面，他们力图对中国的经济优势进行战略消耗，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所以，接下来的第二个10年，我把它叫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就是原来的“老八字方针”。可大致分为两个5年，第11年到第15年，将是一个调整巩固时期。而到了第15年的时候，美国已经对咱们进行了10多年的战略围堵，西方会受到的挫折大概更大。西方只有在利益实实在在受损后才会进行战略调整，而西方几十个国家进行战略调整，起码需要10年时间。在第15年到20年，是我们积蓄了一定力量以后，逐步发展的阶段。世界上的事情是有周期的，从一个崇高的理想、美好的目标变为切实可行的现实必须有一个过程。

　　杨洁勉：第一，加强完善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过去10年，我们相当一部分的规划、设想、部署、政策在逐渐落地。在实施的过程中肯定有不足的地方，如果把前10年开局年称为1.0版本，那么2.0版本在战略总结、目标、理论、应变，尤其是应变方面要早想、多想、深想。尽管我们好心好意，但一些国家并不是这样理解。

　　第二，新的10年要有阶段重点和分期目标。应该重点坚持、加强多边主义，巩固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还要营造更加有利的地区和全球环境。同时对于发展、安全、文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比如动乱、动荡地区的叙利亚应该是安全第一；和平地区、和平合作时期，发展应该是第一位的；若条件比较好，就要提升文化、文明因素的作用。“一带一路”的2.0版本要强调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者里发展倡议的抓手（作用）越来越明显，（与“一带一路”）关系更密切。“一带一路”在这样一些方面要做出具体的规划。

　　最后是提质升级。这里我讲一下三个界别，第一个界别是政界，统筹设计，站位要高，视野要远。10年不可能完成所有目标，主要抓好我们的基本盘，例如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同时稳住欧洲，然后主要对付美国。不要勉强在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上通过“一带一路”等决议，重要的是把“一带一路”做得更好更实。比如在双边关系和多边机构中，把“一带一路”做出几个具有示范性的、有进步的项目。第二个界别是经济界，应该在次优（second best）技术的应用方面下功夫。最好的科技、经济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如果我们在次优方面做得好，能够为非洲人民等带来福祉的，要去做。第三个界别是学界，要在专门研究、应用研究方面下功夫。学者要走出去，接触实际，了解世界。但首先要了解中国，我有一句话是“要做外国通，先做中国通”。

　　我觉得现在“一带一路”已经为世界所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具体上多一点突破。总的来说，新的10年我认为有12个字，即“低政治、中经济、高生态、大思路”。低政治是指我们在高政治上不要去争，因为已经有旗帜了。中经济，是指经济的中端，比如我们在产业链等方面能多下功夫。高生态是指生态环境或者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要抓旗帜，敬畏自然。大思路，在2.0版本的时候，我们各界都应该想得更远一点，就不单单是转移剩余产能的问题。

　　杨洁勉：国企发挥主干作用，民企要发挥灵活性。国企总有官僚的一面，还有许多政治任务、社会责任，以及体制内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当然，民企也有资本逐利、不负社会责任等问题，但确实有民企做得比较好的，从非洲、拉丁美洲等我们就能够正常的看到很多例子。

　　应该加强与民企的对话协调，多听听民企的呼声。比如民企的资金支持问题，以及民企在参与国家主要战略政策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限制。例如，今年7月《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的31条政策措施，就是要鼓励民企参与。今后我们应该发掘中小企业，不要总是华为、腾讯等。国企是要抓大（放小），民企是抓小（放大），加强关心和管理，（旨在使得）非公有制企业更有活力。

　　杨洁勉：“一带一路”有一个很好的口号，即“共商、共建、共享”。目前智库的国际合作很少，这说明首先要提高我们自身的智库，这中间当然有疫情带来的损失。智库包括大学今后在研究的专业性方面可能会碰到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智库和大学基本上不在一线，不能很好地了解情况。此外，现在的经费、人才都有问题，主要是出不去，田野调查很难展开。

　　要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我们国内的留学生，他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了解中国。这些留学生在中国期间也会有感情，他们回国后有几率会成为基层和中层领导。这也是智力合作的发展趋势。智力合作要大步前移到为东道国人才教育培训方面。

　　（访谈日期：2023年8月1日下午；访谈地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录音稿整理：李少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录音校对：薛力研究员。本文经受访者审定。）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