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傍晚，小玉从厨房柜子的最里侧拿出一个日式小炉子和一个奶白色的小锅。倒上水加入火锅底料，还有事先切好的香菇、杏鲍菇、金针菇。小小的火起了，待整个汤汁咕嘟咕嘟，就可以涮自己爱吃的食材了。

　　背靠沙发坐在地毯上，顺手开一听啤酒，圆滚滚的猫咪在脚边睡觉。此时，她能不用理会工作群中的消息。从柔和清淡的一口啤酒开始，到厨房中哗哗流水声结束，一切糟心事儿在过程中烟消云散。

　　今年，是小玉独居的第二年。两年的独居生活不是每天都如这样平静且美好，当意外发生时，她也常常觉得孤立无援。

　　美国作家梅·萨藤在《独居日记》里这样描写独居生活，“只有当我独处，环视这屋子，重温旧时和它的对话，我才充分品尝到生活的滋味。”

　　这种“生活的滋味”混合着独居青年们的独立与孤独、自尊与自洽。小玉理解中的独居生活，是“自由与孤单的并存”，是“主动选择与被动接受的混合体”。

　　独居，是年轻人生活的一个阶段，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年轻人憧憬的居住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或许能从他们的故事中找到答案。

　　“独居，更像是一个靠近自己的过程。”小玉所说的这个“自己”，是那个你可能还未发现的、真实的自己。

　　小玉是独生女，大学之前没离开过父母，大学之后住在宿舍，从没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居。毕业后她顶着房租压力，在郑州老城区租了一间单身公寓，房间不大，30平的样子，客厅和床挨在一起，还有个朝南的小阳台，和一个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厨房。

　　家里阳台采光很好，每天早上起来*件事就是把窗帘拉开；小玉还买了很多漂亮的餐具和杯子，每天认真做饭，经常为“用哪个盘子盛食物”这样的一个问题而纠结很久；她还添置了一台落地灯、一个书架，上面放了127本书。

　　一个人住的大部分时候，日子平淡且自由，但孤独感不时来袭，小玉发现了那个“低能量”的自己。*次感受到孤单，是一个平常的、重复了很多次的下班晚上。

　　“冬天天黑得早，打开门屋里漆黑，静悄悄的，只有楼下小孩子们偶尔的嬉闹声。”那天晚上，小玉没有自己做饭，早早洗漱后躺在床上，试图用看剧缓解孤独感。

　　那之后，她常常需要傍晚时分与孤独情绪作抵抗，小玉说，“毕业后才知道原来自由和孤单是并存的，独处也需要能量。”

　　七七出现在下班回家必经的路上，小玉没有犹豫，轻松把它拎起来带回了家，此后家里有了个等她回家的“小东西”。但七七却成了生活里的“突发事件”。

　　周末下午有快递送上门，开门的间隙，七七从屋里窜了出去，慢悠悠地走到走廊的另一头。小玉想都没想，出门追猫了。结果阳台窗户大开，空气对流，没等小玉走几步，大门“砰”的一声锁上了，猫也顺着楼道跑的不见踪影。

　　“完了，钥匙和手机都在家里”，小玉心想，“还是得先把七七抓回来。”12层楼，她来来爬了5遍也没找到那只猫。又回不去家，只能踢着拖鞋向物业求助，叫来开锁师傅。几经折腾，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

　　小玉还是放心不下七七，又拿上钥匙出门寻找，终于在7层和自己家同样位置的住户门口，发现了蹲在一旁的七七。

　　从那以后，小玉逐渐与孤独感和解，她说，“孤独感和意外是独居的一部分，每种感觉都是阶段性的，情绪来来去去，顺着它就行了。”

　　阿宁的生活比一般独居者更自由，因为她不仅独居，还是自由撰稿人。看看她现在井然有序的生活，真不敢相信她之前的日子过得一团糟。

　　阿宁说，“刚开始写稿那会儿，我真是高估了我的自律能力。”家里全是速食产品，要不就是点外卖；一两个星期也不想拖一次地；经常一边焦虑一边拖稿……

　　生活和工作都没有约束的状态，带来的往往不是舒适的生活，而是因失去秩序感而变得颓废的漩涡。这种日子过了半年，阿宁实在有些崩溃，“再不好好写稿，房租都要交不起了。”

　　好的生活状态往往只需要从一次大扫除开始，丢掉过期的食物和速食产品，收拾好沙发上乱七八糟的衣服，把地板拖得干干净净，好心情就这么回来了，阿宁决心找回生活的秩序。她开始把工作细化到每天的每个小时，自己动手做晚餐，每三天收拾一次屋子。

　　阿宁明确了一件事，选择自由，你需要比平常人更用心地做时间管理，缺乏意志力的人会在自由生活中成为一名“废柴”。“独居者的仪式感”和“自由职业者寻找秩序感”本质上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为了独居的可持续性而付出点什么。

　　像阿宁和小玉这样的独居青年不在少数，去年国家民政部公布了一组数据。2019年中国的单身人口高达2.6亿，超过英、法、德三国人口总数，其中8000万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字会上升至9200万。

　　但是现在，关于独居青年的定义其实还没有完全理清。到底是一个人住一套房算独居，还是几个人合租一套房也算独居？

　　在欧美国家，不少关于独居的研究都指的是自己一个人住一套房，但中国的研究却主要是针对“空巢青年”，即离开父母居住，无论是自己一个人住还是几个人合租，或者与情侣同居都算进“空巢青年”的范畴。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风笑天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却表示，自己不太赞同“空巢青年”这个概念。

　　实际上，“空巢”一词来源于“空巢老人”，而“空巢老人”指的是孩子离家后，留下老年父母独自在家，这种被动的状态并不适用于独居青年。

　　风笑天认为，“独居”应该是一人户，进门后不需要跟任何人互动来往，才能称作独居。国内排除几个人合租一套房的情况，真正的独居少之又少。

　　这样说来，现在并没看到中国独居青年数量慢慢的变多的证据，关于独居青年的数量似乎有待考究。

　　风笑天说，“应该明确的是，人口是按照户口进行统计的，独居数据不仅仅针对青年人口，而是包含了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所以一人户数量的增加并不代表独居青年数量的增加。”

　　但不可否认的是，独居青年的状态的确会长期存在，独居始终是自主选择与被动接受的混合体。

　　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和单位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单位通常会给员工提供住处。而经济体制改革后，工作单位不再提供集体宿舍，所以上班时间外的住宿问题全权由年轻人自行解决。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租房成为必然。为避免相互打扰，部分经济条件好的人群便会选择独居，所以早期的独居是一种具有经济实力基础下的选择。

　　随着一届又一届毕业生涌入社会，独居青年便成为了一个阶层，乃至一个社会的文化。

　　在欧美国家，独居文化则来得更早一些。在美国，2015年时就有超过50%的人处于单身，独居人口占美国总户籍的28%，独居者成为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

　　关于众多美国人选择独居的原因，或许能从2013年，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撰写的《单身社会》中找到答案。他在书的结尾写道，“在如今这个高度互联网、超级活跃、24小时无休止的社会文化中，……独居带给了我们时间与空间，来实现有效率的自我隐居。”

　　在他看来，现如今有更多人选择独居，是因为他们可以负担这种生活，这代表着更好的生活质量，更独立的思想，以及更优质的教育水平。

　　而中国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三联生活周刊》曾指出，目前中国在不断享受个体自由的同时，还需要需要面对传统单位制和其代表的传统国家福利制度的结束，以及对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应。

　　换句话说，在上一代人还享受着事业单位的稳定工作，和单位分房的稳定生活的时候，后一代人就生活在独生子女政策之中，同时需要面对并适应更换工作所带来的生活不确定性，以及人际关系的短暂性。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王怡丹在《城市独居青年的个体化研究》的研究结论中也指出，社会个体的确经历了从“总体性社会”到“个体化社会”的结构之变。这种转变，也带来了青年人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观念之变。随之而来的是青年人自我认同感的上升，和自我牺牲感的降低。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沈洋，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独居现象也与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有关。个人主义上升、婚姻推迟、生育率下降，以及同居率和离婚率上升都使得单身人口增加，而单身与独居有着强关联性。

　　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也为青年人搭建了一个身体“缺席”也能交流的“缺场空间”实时技术压缩了时间距离，使社会关系摆脱了“此时此地”的限制。“在场”与“缺场”的并存，极大地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

　　紧跟独居文化而来的是“一人经济”热潮，2016年左右已有一人食餐厅、自热食品等主打单身青年的产品；RIO也推出微醺系列，有了“一个人的小酒”的slogan，宠物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

　　在众多人的印象中，“独居”往往与“孤僻”、“冷漠”等词汇联系起来，但是克里南伯格的调查的最终结果大相径庭。

　　他采访的300多名独居人的故事里，大多充满自由的气息，他们的确是希望有机会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但同时与已婚者相比，这些独居的人更愿意与朋友和邻居来往，也更愿意前往公共空间与陌生人交流，这些结果证明了很多传统观念是错误的。

　　同时，青年独居也不意味着更难寻找伴侣或者晚婚，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风笑天也指出，不能认为独居青年是，更不能默认为这是个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人们之所以追求独居，是因为独居符合我们所追求的当今社会最神圣的现代价值观，但很少有人想永远独居，这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而是一种开始一段关系前或者结束一段关系后的可靠选择。

　　那么年轻人到底需要怎样的住所？也许不是合租，也不是独居，而是共居（co-living）。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指出，尽管当代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点是距离，但是距离太近就不能充分享受个人空间，距离太远人与人之间必要接触则会消失殆尽。

　　独居了3年的森洋很认同这个观点，他这三年前后搬家四次，从一开始的找舒适的房子，到后来希望找到与七八个好友，距离两三公里远的房子。他说，“这样不会相互打扰，当然日常的相聚也不会让我觉得太孤单。”

　　这种理念在瑞典早已盛行。上世纪30年代，瑞典人就意识到，独居的人希望与周围的人保持联系。所以从那时起瑞典规划师就开始构思集体住宅，住宅二楼有一个公共自助餐厅，人类能和邻居一起吃饭，如若不想也可以在房间内下单。

　　国内也出现了类似“共居”的创意。比如上海、广州的706生活实验室尝试了一场关于“共享社区”的居住生活实验。在保证租客单独居住质量的前提下，设计了很多活动和规则，来重新有意识的构建真实地对话和真实的交往关系。

　　与之类似的还有北京的地瓜社区，将原来的地下居委会活动室改造成社区中心，让年轻人在独居的过程中，保有邻里间正常的舒适的社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