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郑重进入了亚冬会时间。社会化媒体上，网友们分享起抢票攻略，有人疯狂刷了十几分钟，终于抢到一张短道速滑门票；有人抢先一步，在开幕式第二天就拿到了运动员签名，“超激动，手都在抖”。短视频平台上，亚冬会相关信息持续霸榜。

　　似乎这样，日子就能好起来，年轻人才会回来。但流量的特性决定了它不会为谁长久驻足。成为网红，对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对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意味着什么？曾经流失的年轻人会随着泼天的富贵回来吗？这个冬天，我去了趟哈尔滨，想在真实的生活中寻找答案。

　　Hideout是一家藏在居民楼里的咖啡馆，白底黑字的英文招牌在清一色黄乎乎的七层板楼中显得突兀。咖啡馆的门框玻璃上贴着一行小字：欢迎加入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店里放摇滚乐，有时也放电影和综艺。除了咖啡、酒和甜品，还卖手工钩织的玩偶挂件。咖啡馆附近，有游客热衷打卡的安静街早市和老味烧烤，步行大街只要十来分钟。

　　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在这里见到了杨巍。他符合刻板印象中东北大哥的样子——锡纸烫短发，卫衣领口露出一截金链子，手里拎一件东北花布羽绒服。

　　作为哈尔滨公益车队的发起人，杨巍亲历了这座城市的爆火，也见证了亚冬会开幕前的平静。“文旅局不整活儿了，花样儿没有以前多了。”他说话声音沙哑，像单田芳。有游客问他，去哪儿能看白狐，鄂伦春人怎么不来了。杨巍答不上来。

　　消失的热闹被一些“有组织有纪律”的变化填补着。出租车司机赶鸭子上架学起了英语，中央大街上线了“共享卫生间”，景点、商圈、竞赛场馆周边的指示牌和栏杆擦洗一新。当地导游说，索菲亚教堂现在贼干净，“索菲亚自己也没想到，100多年后还搓上澡了”。

　　街上卖糖葫芦的三轮车也玩起了捉迷藏——城管下班了才陆续出摊。杨巍为这事打过12345热线，得到的回复是市里下了文件，担心游客吃坏肚子——规定动作以外的自选动作被限制起来。有企业想在中央大街办展览，但没有一家酒店敢承接，事情推到中央大街管委会，没了下文。

　　类似例子在近两年涌现出来的网红城市中并不少见。天津跳水大爷被网友开玩笑说为“8A级”景点后不久，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便以“对狮子林桥附属景观设施做维修”为由，间接恢复了城市的平静。至于哈尔滨，很难说它如今的“小心翼翼”是走红后的“自我约束”，还是为了给亚冬会保驾护航。

　　哈尔滨文旅局此前预计，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办期间，全市游客接待数量将上涨20%。酒店行业吸取去年的经验，及时作出调整了价格——道里区新阳路上一家去年重装开业的酒店，眼下最便宜的房间也要750元一晚。

　　这事让杨巍挺闹心。他生怕游客被高价吓退，怕哈尔滨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口碑和人气匆匆而去。

　　从数据上看，他的担忧似乎是多余的。据哈尔滨文旅局统计，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1月7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18.6%。

　　但杨巍告诉我，今年元旦过后，游客肉眼可见地少了：街上一半都是穿黑衣服的。这是他划分本地人和游客的标准。哈尔滨冬季漫长，本地人爱穿深色羽绒服——不怕蹭，耐脏；而“南方小土豆”大都穿着白色或粉色外套，戴动物耳朵的帽子，人手一根马迭尔或冰糖葫芦。

　　车队从去年巅峰时期的70多辆降到了20多辆。“去年这时候，我从早上6点一直跑到夜里1点，回家累得倒头就睡。”杨巍说着往椅背上一靠，“现在轻松多了，下午三四点钟才出来，跑到晚上10点就收工了。”他的语气里透着几分不甘和失落，比起时间自由，他更享受那种累的感觉，“虽然身体累，但是心里爽。”

　　在我动身去哈尔滨之前，很多人都在谈论，有亚冬会加持，哈尔滨今年还会是顶流，“毕竟去年那么火。”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4年，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1.79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314.2亿元，同比增长均超三成。仅去年元旦假期3天，马迭尔冰棍销量就达到了10万支。

　　“中央大街挤得你怀疑人生，咱俩这么面对面说话，中间得隔仨人；索菲亚附近红绿灯都不好使了，一个路口配四五个警察，人墙似的，护送游客过马路，人走完了车才放行……”杨巍滔滔不绝地讲起去年的盛况，让人不禁联想到春晚小品《说事儿》中“白云大妈”的经典台词：“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壮观：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这座城市究竟是怎么火起来的？哈尔滨极地公园总经理张志铭告诉我，“尔滨冰雪热”的第一波流量来自“淘学企鹅”这个IP的意外出圈。

　　按照惯例，每年11月是哈尔滨传统的旅游淡季——冰雪大世界通常在12月中下旬开园，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档期。但2023年小雪节气那天正好下雪，极地公园带着几只企鹅去索菲亚教堂做了一场巡游，网友们一下子就被企鹅“淘淘”背着橘色小书包、迈着小短腿奔跑的样子吸引住，48小时全网曝光量超过了7.1亿次。那之后，极地公园专门在户外广场修建了巡游场地，上个冰雪季累计免费巡游80余场，全网曝光量超过100亿次。

　　2023年12月18日，哈尔滨零下20多度。一些游客因长时间排队高喊“退票”，迅速引发社会化媒体热议。第二天，冰雪大世界公开致歉。随后，哈尔滨市民积极做出响应政府呼吁，为游客“让路、让景、让利”。短短几天内，“尔滨宠客”赢得了各地网友的好感，游客量随即激增。

　　“快要累死了，一个月至少带5个团。”一位哈尔滨导游对爆火的感受真切而直接，“来了那么多游客，有那么多曝光量，其实谁都没挣着钱。”察觉到我的惊诧，她解释道，东北人好面子，能经得住八百个人夸，但受不了有一个人骂，“游客来了，啥啥都免费，我们做的很多事都是平价甚至亏本的，就希望让大家看到一个包容、好客的城市。”

　　在杨巍的记忆里，那个冬天，每一个哈尔滨人都在竭尽全力展示对游客的善意——冻梨切盘儿了，烤红薯插勺儿了，出门坐车也不要钱儿了。

　　他是在2023年12月22日正式决定去接游客的。流量来得太突然，哈尔滨各行各业都有些招架不住，出租车运力尤为紧张，一车难求。前一晚，杨巍开车带朋友去冰雪大世界，入口前的环行路段堵得水泄不通，他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地往前蹭，余光瞥见路边一个女人抱着孩子，神情焦急。“好信儿”（东北方言，好奇心强，爱打听）的杨巍摇下车窗，“你咋的了？”女人说孩子发烧了，他赶紧招呼她们上车，直奔医院。

　　“你现在行啊，格局挺大啊。”朋友调侃他。杨巍脑袋一热，叫上几个兄弟组了个四人车队，开始上街“捡土豆”。

　　流量的狂欢之下，他的故事迅速在社会化媒体上发酵。本地私家车车主找到杨巍，要加入车队。很多人像他一样，脑袋一热就来了。有人越干越上瘾，也有人新鲜劲儿一过就撤了——毕竟接送游客不仅免费，司机还要自己搭油钱。

　　杨巍最不能忍的是“挂羊头卖狗肉”。车队里出现过一辆劳斯莱斯，没几天就被他发现是婚车租赁公司来作秀。还有一家4S店联系他，想提供几台试驾车。杨巍问车上有没有Logo，“有的话会用车队统一的车贴盖住。”对方沉默了。

　　“咱不能说人家坏。”他理解，荒诞的底色是悲凉，“哈尔滨从来没这么火过，一火起来，大家都想分一杯羹。”

　　Hideout是去年夏天开业的，没赶上那波“尔滨热”。老板叫Sally，29岁，高个子，戴一对红绿相间的毛线年底，Sally辞掉工作，未来一片模糊，她一度迷茫到动了生孩子的念头。

　　Sally的老公叫阿龙。他爸是个电影迷，喜欢法国男演员阿兰德龙，于是给他起了这个小名。阿龙小时候住在道里区安良街上，房子是奶奶单位分的。哈尔滨人称呼这一带为“安字片”——相邻的二十多条街道都以“安”字开头，作家梁晓声就出生在这里。他在《人世间》里描绘的“光字片”和“安字片”离得不远，气质也相似。当年，生活在安字片的大多是铁路工人，光字片则住着木材加工厂、酱油厂等国营单位的工人，还有像《人世间》中的周志刚一样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建筑工人。

　　几十年过去，那些不变的和变了的同样明显。和全国许多老旧小区一样，千禧年后，这片区域在城市发展的洪流中逐渐被遗忘。房子卖的卖，租的租，留下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直到哈尔滨被流量砸中，安字片因为地段好、价格实惠公道，民宿生意红火起来。

　　阿龙一家搬走后，这间一楼临街的老房子一直空着。租给别人干餐饮，埋汰；自己做民宿，条件又不允许——屋里没有燃气，也洗不了澡。阿龙鼓励Sally，不如开店吧，反正房子是自己家的，没多大压力。

　　装修时，店里缺两袋沙子，工人运一趟要20块钱，可沙子本身才4块钱。邻居大爷“好信儿”，没等Sally开口就张罗着“我家有，给你拿两袋”。开业之后，Sally想请大爷来店里喝咖啡，人家摆摆手，“喝啥呀，你都回不了本儿。”

　　客人来了也问，你们有客流吗？赚钱吗？被问的次数多了，Sally心里也嘀咕，毕竟开店之前，她几乎没进过哈尔滨任何一家咖啡馆。

　　比起咖啡，哈尔滨人更爱喝酒。这里有中国第一家啤酒厂，每年夏天还会举办啤酒节。Sally的店里也卖酒。开店前，她专门跑到桥南街学习调酒。那是哈尔滨著名的酒吧街，离哈工大不远，外国人多，摇滚乐队也多，她和阿龙就是在那儿看演出认识的。

　　小店开起来之后，Sally幻想过附近的酒蒙子来店里喝酒的场景。但阿龙觉得不现实，理由是“年纪大的人不喜欢洋玩意儿”。偶尔也有例外——一位大爷买完菜路过这儿，推门就进：“给我整杯咖啡，我尝尝啥味儿。”

　　生意时好时坏。店里摆了五六张桌子，多数都空着。附近有个开日料店的大姐，40岁上下，隔三差五就来关心Sally：“小妹儿，你这儿咋样啊？咱这块不行，老百姓只认价格，不认品质。你得主做外卖，先充点钱把单量搞起来。”

　　哈尔滨10月就入冬了。Sally一直盼着下雪，盼着下雪后游客会来，自己的小店也能体验一把“尔滨热”。

　　期待中的热闹场面终于在2024年圣诞节前出现了。12月21日，冰雪大世界开园，当天入园游客达到6.2万人。那两天，店里坐得满满当当，每天的营业额都接近900块——比往常一个星期的还要多。

　　对Sally而言，“尔滨热”的第二年没凉——至少安字片的暖气变热了。但在杨巍看来，这个2024年才入局的姑娘错过了太多。

　　他在上海做过几年生意。压力大，天天熬夜，落下了神经性头痛的毛病。2019年底，杨巍回到哈尔滨，寻思找个中医治病，在家放松放松。没承想，疫情给他撂这儿，走不了了。

　　哈尔滨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小时候，杨巍眼里的哈尔滨绝对是个大城市，“那个年代，内蒙古卖衣服的都得从哈尔滨进货。”

　　如今提起这座城市，只剩下“老龄化”“就业难”，年轻人夏天种地，冬天从屯子过来送外卖、干代驾。杨巍家楼下的理发店老板，白天开店，晚上跑代驾，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早上七八点又起来了，“那小子手艺嘎嘎好，给我头发烫得老板正了，才一百来块钱。到北京不得千儿八百的？没办法，在哈尔滨赚不到钱。”

　　“顶流城市”的头衔似乎也没能拯救疲软的经济。2024年一季度，哈尔滨经济提高速度仅为3.7%，跑输全国（5.3%），在东北F4（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中持续垫底。

　　据一位退休的哈尔滨市民观察，她身边几乎所有亲朋好友的子女都出去了。杨巍对此一点也不惊讶，“上完大学，谁还甘愿回来一个月挣三四千？”他说哈尔滨的冬天太漫长，年轻人留在这儿啥也做不了，就算是送外卖，也不如在上海、深圳——勤快点，月入过万不是梦。可哈尔滨一下雪，道路就瘫痪了，骑电动车还容易摔。

　　“你在这待，冬天能干啥？我不拉‘土豆’，干啥去？在家躺着，打游戏。”杨巍重重地叹了口气，“这地方没意思。”

　　东北人口流失，几乎慢慢的变成了人们的共识。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跌破1亿人。哈尔滨所在的黑龙江省，是全国人口流失最严重的省份。2021年，哈尔滨非流动人口更是跌破了千万。

　　阿龙在新闻上看到过这个数据，“离开的人确实很多。”但不管外界如何评价，哈尔滨永远是家，甚至在很多年里，安字片就有他需要的一切：吃饭、洗澡、理发、仓买、学校，五百米之内都能解决。这是他的舒适圈，并且相当舒适。

　　一起长大的同学、朋友，有在外地定居的，也有待了几年回来考公的。“哈尔滨不至于没有年轻人吧？”他语气淡淡地，“至少因为开店，我们也结识了挺多年纪相仿的朋友。”

　　店里有一台手压式咖啡机，是一位熟客在网上淘到后执意放在这儿的。“可能他也想有参与感吧。”Sally说，那是第一个提出要在店里充会员的人，有留学背景，在大城市生活过，前几年硬是被家里叫了回来。

　　Sally是2019年下半年回到哈尔滨的。她在深圳出生、长大，初中毕业以前，一直觉得自身是深圳人。后来因为家庭原因，不得已跟着爸妈回了老家双鸭山。

　　“东北早些年，特别是我们黑龙江一些偏远的小城市，很多人都去南方打拼，双鸭山那边有的地方，整个镇子可能都空了。”Sally知道，爸爸一直觉得亏欠了她，希望她大学毕业后能回深圳工作，留在那儿。但她只做到了前一半——和阿龙异地一年后，加上爷爷病重，Sally辞职回了哈尔滨。

　　Sally原本是做企业培训的。回来找工作时才发现，哈尔滨就没有这个行业，她只能去做HR。公司盛行拉帮结派的企业文化，老板的主要管理手段是挑拨员工之间的关系。或许每个公司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她认为，这更是小地方的弊病。

　　杨巍也不知道。他希望亚冬会开幕后，游客能像去年一样多，甚至更多。前几天他拉着游客，看到路边有卖糖葫芦的，刚要过去买，城管的车就上来撵。杨巍不理解，“这是老百姓的一个营生，大家想通过个人的劳动挣点钱，没毛病。”

　　同样是网红城市，他去淄博的时候，看到街上到处是烧烤摊、馄饨摊，商贩们收摊之后把垃圾收拾得干干净净。“应该是这样，让每一个人都有钱赚，人口才不会流失。”杨巍看向我，“毕竟一个城市要发展，真得需要人，是不是？”

　　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魏涛曾对“淄博现象”做过深入的调研。去年，他写了《城事在人》这本书。魏涛认为，打造网红城市不是目的，而是促进地方经济活力的一个阶段性手段。对一座城市来讲，“成为网红”是一次意外的收获，大量客流涌入就像一场“触发式变革”，会倒逼城市自我改造。至于流量来了，能不能承接住，考验的是城市的治理能力与服务水平。

　　张志铭对这一个话题颇有感触，他主动提起，前些年哈尔滨很多景区的服务经常被游客诟病，“其实这和黑龙江人豪放的性格有关，我们说话声音大，但南方游客可能会觉得你在吼我。直到去年，哈尔滨人开始练习‘夹子音’了。”

　　泼天的流量下，各个景区之间也互相卷了起来。极地公园新增了一个岗位，三名员工每天负责查阅社交平台和销售平台上的网友留言和评价，“有哪些负面的，或者对我们的服务和产品提出哪一些问题和意见，当天就整改。原来是政府给我们下达舆情通知，现在我们提前发现处理，再上升到政府舆情监测的就很少了。”张志铭透露，极地公园还面向游客对员工做服务打分和评比，“后来省文旅厅组织各景区来学习了两三次，这一两年对于哈尔滨来讲，是一个快速学习和提升的过程，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意识到了服务的重要性。”

　　改变总是需要一些时间。一位北京游客在哈尔滨老道外网红店就餐时注意到，餐厅没有引入“叫号”系统，也没有服务员领位，高峰时段就餐，食客们只能守在桌子旁边等着上一桌顾客吃完腾出桌子，场面一片混乱。白花花的雪地上，随处可见被冰冻住的痰渍。

　　社交媒体上也会不时出现“避雷帖”。而几乎每个避雷帖，都会被IP地址在黑龙江的网友“围攻”。在本地人看来，这座城市已经为外地人付出太多，“媚南”，具备“讨好型市格”，“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看见向来威严粗犷的父辈，对着有钱人谄媚地陪笑，小心翼翼地讲话，那么拘束，那么卑微，生怕哪个小动作就把远方的客人整不高兴了，胳膊肘子往外拐得不要太过分了”。

　　流量在争议声中来了又走。当热闹归于平静，城市又能从中受益些什么？在魏涛看来，过去两年，网红城市不断涌现，淄博、天津、哈尔滨、天水等地先后出圈，但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靠网络流量维持“长红”，“流量的起伏波动并非坏事，它提醒我们，城市发展终究要回归理性的思索，回归长期主义的深耕，因为健康的产业体系才是城市经济健康运行的根基，而留住人，是第一步。”

　　这段时间，Sally的爸爸不再念叨着回深圳了。“他有点谢顶，剃了光头，冬天也不戴帽子。”Sally问过爸爸，这么冷的天为啥不戴帽子，“他说他享受这种寒冷，风越大，越能想起他小时候。这种故土难离，我跟你说，不是他能掩盖得住的。”